1945年2月到7月，党的七大召开前后，中共太行分局委员薄一波在延安主持召开了"华北座谈会"，彭德怀在会上总结检讨了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座谈会后来变成了对彭德怀一面倒的批判会，会议的内容也变成对彭德怀历史问题的"清算"。出现这种情况，主要是彭德怀对二次王明路线认识不清、民主教育问题和敌后抗战战略方针等方面有模糊认识，还有他与军队和地方同志之间关系紧张，有个人恩怨。由于"华北座谈会几十人，事先没有好好谈通”，直接影响到建国后的党内斗争，尤其是1959年的庐山会议，出现了对彭德怀斗争的上纲上线和对他的全面否定的状况。
彭德怀对第二次王明路线存有模糊认识
1937年9月，第二次国共合作正式建立，11月底，王明与康生、陈云从苏联来到了延安，12月，中共中央召开政治局会议（史称十二月会议），王明根据共产国际指示的意见，主张“今天的中心问题是一切为了抗日，一切经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切服从抗日。现在我们要用这样的原则去组织群众。”对军事问题，王明也强调要实现“统一”，“我们要拥护统一指挥，八路军也要统一受蒋指挥。”事实上否认了抗日统一战线中的独立自主原则，放弃党对统一战线的领导权。王明的主张得到了与会绝大多数人的赞同，包括八路军副总指挥彭德怀。王明在批评毛泽东的游击战略时得到了彭德怀的支持，毛泽东与彭德怀两人为此还曾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彭德怀说：“你在延安，不接触前方群众，不了解情况。”
“十二月会议”后，王明去武汉担任中共中央长江局书记，经常未经中央同意即擅自以中央名义发表各种宣言、声明以及擅自以毛泽东个人名义发表谈话，试图与延安的中共中央分庭抗礼。同赴武汉的周恩来、博古等人后来说，王明“目无中央”，甚或有另立“第二中央”之嫌。当时，党内很多主要领导人转而支持王明，毛泽东处于十分孤立的地位。1943年，毛泽东回忆说：“十二月会议上有老实人受欺骗，做了自我批评，以为自己错了。而我当时是孤立的。当时，我别的都承认，只有持久战、游击战、统战原则下的独立自主等原则问题，我是坚持到底的。”
1938年1月3日至5日，八路军总部由彭德怀在华北军分会上传达十二月会议精神。彭德怀说“抗战是每个中国人的共同要求，目前是抗日高于一切，统战是抗日的基本要素，特别是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统战，因此一切服从统战的利益，过去对国民党的转变确是估计不足……”据彭德怀后来回忆，（十二月）“会议上的精神是不一致的，感觉回去不好传达。王明所说的内容，没有解决具体问题……回去传达就只好是，毛主席怎么讲，王明又怎么讲，让它在实践中去证明吧。”但事实上，彭德怀当时“没有真正地认识到毛泽东同志路线的正确性，而是受了王明路线的影响，在这些原则问题上模糊不清”（彭德怀语）。
12月18日，八路军总部根据十二月会议精神，发布了《关于减少摩擦，巩固抗战团结问题的训令》，强调今后八路军要尽量取得与国民党地方当局与国民党部队协同与合作，“停止扩兵突击”，“避免直接筹款、筹粮”；帮助阎锡山扩大教导团、决死队等。结果八路军很快就在经费、粮食、装备等陷入短缺的危机之中。朱德、彭德怀都曾将希望寄托在长江局身上，并专门致电王明、周恩来求救。王明、周恩来等人也想借此机会证明统一战线的效用。但是，不管是周恩来还是彭德怀向蒋介石讨要经费、武器都遭到了拒绝，蒋介石在八路军的编制上更是寸土不让。
1938年3月2日，八路军115师师长林彪意外受伤，当日18时，朱德、彭德怀致电长江局周恩来、叶剑英报蒋介石同意，任命115师343旅旅长陈光为代师长，24时，毛泽东和军委参谋长滕代远致电罗荣桓：“林彪之职务暂时由你兼代。”但中央对罗荣桓的任命比八路军总部对陈光的任命晚了一步，为避免内部冲突，中央只得做出让步。朱德、彭德怀未经中共中央同意，而是直接报蒋介石任命陈光一事，充分说明此时的八路军总部已经深受十二月精神影响，认为八路军高级军事干部调整问题应报请蒋介石批准。
发表“关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的谈话，被认为是“资产阶级革命口号”
1942年12月18日，彭德怀就中共与国民党的斗争及根据地工作问题致电毛泽东：国民党有长期历史影响，且有一定社会基础，战后我党与国民党的斗争仍是长期的。战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动向是"自主自由"，"和平建国"，谁能满足这一愿望，谁将取得最后胜利。1943年4月7日，彭德怀又在中共北方局太行分局高干会议上发表了有关民主教育问题的谈话，主要内容是，“民主教育在今天中国来说，就是反对封建的教育”；“民主革命的共同口号是自由、平等、博爱”；“建立起一个完整的制度，以保障自由、平等、博爱成为合法的东西，这就是我们所说的民主制度”。
1943年6月6日，毛泽东为此致信彭德怀，说彭的谈话“不妥”，即“例如谈话从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等的定义出发，而不从当前抗日斗争的政治需要出发。又如不强调民主是为着抗日的，而强调为着反封建。又如不说言论、出版自由是为着发动人民的抗日积极性与争取并保障人民的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从思想自由的原则出发。又如不说集会、结社自由是为着争取抗日胜利与人民政治经济权利，而说是为着增进人类互助团结与有利于文化、科学发展。又如没有说汉奸与破坏抗日团结分子应剥夺其居住、迁徙、通信及其他任何政治自由，而只笼统说人民自由不应受任何干涉。”
彭德怀后来说他的关于民主教育的这篇谈话是有错误的。在第一段就把重点放在反封建制度上，没有强调抗日，显然是轻重倒置，不符合当时形势，因而也就是有错误的。特别是事先没有请示中央，而发表了这样一篇在政治上与中央观点有不同的讲话，这不能不给我党在政治上造成一定的损失。尤其当接到毛泽东同志对我的谈话批判以后，没有把主席的批判公布，也没有收回自己的错误谈话，这就在客观上等于坚持了自己那篇谈话，这实际上是把个人威信同党的威信对立起来了。这种作法更加错误了，在组织原则上也是不许可的。
延安整风期间，刘伯承对彭德怀领导的“百团大战”提出了批评意见，引起了中共高层的重视
1944年4月30日，延安召开了晋冀鲁豫区的军队高级干部座谈会。刘伯承在会上代表一二九师和晋冀鲁豫抗日民主根据地作工作报告，对晋冀鲁豫七年来抗战加以全面总结。刘伯承在报告中肯定了百团大战的功绩，但也毫不隐讳地指出了其中的缺点。他认为百团大战前后，由于对“从内战转到抗日游击战之舵掌握不紧，过分强调正规军，犯了编并与放任地方武装的错误”，一度影响了根据地的建设。同时，他还指出，百团大战总的来讲是一场打了胜仗的大战役，但存在着不少战略战术上的错误，如敌众我寡之下，没有以弱示敌，过早暴露了我们的真实实力；没有充分发扬正规战与游击战相结合的传统优势，有些仓促上阵的意味，为了片面取得政治影响甚至矫枉过正。
刘伯承还提到了彭德怀在个别战役指挥上的失误问题。百团大战期间，一二九师为正面作战的八路军主力，担负着收复榆社、辽县，破击白晋公路、正太铁路等艰巨任务，与其他部队相比，兵力损失较大，而且有的伤亡是可以避免的。具体地说就是在关家垴战斗中，彭德怀不听劝阻，一意孤行强令一二九师围歼冈崎大队，甚至对刘伯承说："拿不下关家垴，就撤销第一二九师的番号，杀头不论大小"。结果2万军队竟然没有全歼500多人冈崎大队，而一二九师伤亡达到3000余人，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创。战斗之后的彭德怀深感不安，“打得太苦，伤亡确实有些大了”。一二九师的官兵对彭德怀横蛮之举意见之大可想而知。
刘伯承的报告在中央高层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关于百团大战，开始时是赞歌一片，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百团大战引起的后续问题相继暴露出来，因而在党内军内形成了颇大的争议，但这些争议都是非正式场合的。刘伯承的报告则是首次在会议上对百团大战提出意见，所以更引起高层对此问题的高度重视。报告中提到的游击战与运动战结合不够的问题，也引起了中共主要领导特别是毛泽东的共鸣。因为抗战初期，毛泽东主张独立自主地开展山地游击战，而彭德怀在这种转型时期对游击战的概念把握得不太准确，对王明提出的“运动战为主的战略”没有加以反对，毛泽东对此是有看法的。所以，毛泽东觉得刘伯承对于彭德怀在游击战问题上以及百团大战的批评，是准确和恰如其分的。
华北座谈会召开，彭德怀总结了华北七年的工作的得与失，其他同志也批评了彭德怀的错误
“华北座谈会”，亦即“华北地方与军队工作同志的座谈会”。参加会议的有刘少奇、 彭德怀、薄一波、杨尚昆、林彪、安子文、罗瑞卿、萧克等，大会推选薄一波为主席。 座谈会开始安排的议题是总结华北敌后抗战的工作，“是因为在华北主要是在晋冀鲁豫区的工作中，地方干部及一部分军队干部对彭德怀同志有某些意见，长期未得到解决”(薄一波语)，所以利用七大开会前的时机来解决一下这个问题，会议是由薄一波向彭德怀建议召开的。彭德怀当时也说：“我早有这个想法。我这个人是‘高山上倒马桶，臭气出了名的’，让大家批评批评很好嘛。”
彭德怀在座谈会上检讨了工作中的缺点和失误。他在2月1日的报告中，如对众说纷纭的“百团大战”，认为其“弱点是暴露了力量，警惕了敌人注意自己。敌人1941年、1942年严重搞我们，但是否由百团大战引起，这还不能过早结论。不管怎样，敌人是要搞我们的”。除军事之外，彭德怀还检讨了1940年黎城会议(即中共北方局召开的太行、太岳、冀南等根据地高干会议)“有正确与错误的两个方面”、抗战初期“对国民党提‘互相帮助，互相发展’，未分析具体对象”以及整军运动中“未解决群众路线问题”等；“百团大战”之后“对敌人的自首政策在原则问题上的严肃性与具体问题上的灵活性未结合”、“对敌人的‘治安强化运动’新阴谋，半年未研究，造成被动”以及“对皖南事变不冷静”；1943年在太行高干会讲话的错误等等。
座谈会对彭德怀的批评开始只是针对他的工作作风粗暴、讲话不得体进行的。如薄一波提到彭德怀对同志们提出的关于敌后根据地建设的规律问题表现出了粗暴的态度。1942年太岳区整风时薄一波提出“抗战初期缺少对根据地建设规律的认识的看法，不料触怒了彭德怀同志，他声色俱厉地批评说：‘这是小资产阶级狂热性……’我们各区党委都感到不能接受他这个指责。”随着座谈会的深入，大家集中火力便在政治上猛批彭德怀，八路军野政党务委员会书记罗瑞卿对彭德怀说：“主席要我们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而你却总是坚持错误，修正真理。”于是，座谈会从总结经验变成给彭德怀提意见，最后演成了对彭的批判会，用彭后来的话说就是“x了四十天娘”。
对彭德怀政治层面的批评主要是围绕民主自由平等博爱、百团大战和关于“闹独立性”等问题展开的。批评相当激烈和尖锐。对于彭德怀提出的民主自由平等博爱，座谈会上一些同志对彭德怀进行了批评。“应该说，这些批评是对的，有道理的。对此德怀同志也是认真接受的。”关于百团大战。会上发言的同志几乎一致认为，彭德怀在抗战战略方针上反对主席，背着延安擅自发动百团大战，执行王明“一切通过统一战线”的错误政策。此次战役的发动在敌人面前过早地暴露了我们的力量，是“战略错误”和“路线性错误”。对于这种批评，德怀同志是有保留意见的。他认为错误是有的，主要表现在事前未向中央请示批准和对日军进攻方向的估计上有问题，但并非战略失误。关于“闹独立性”，会上所有的发言都谈到了这个问题，主要是彭德怀不执行洛川会议精神，华北军委分会另发指示；根据地讲话、报告引用毛泽东的话少，不时讨论自己和毛泽东的一些不同意见；回延安后说有人投机毛泽东，并说自己不愿捧场，不愿盲从等。
华北会议”即将结束时，彭德怀根据大家的批评一再作了自我总结和检查，主要有:1.“对自内战到抗战之严重的政治转变，精神上没有准备”；2.“军事路线方面，对游击战争的了解是逐渐的”；3.“十二月会议同意了王明的东西，但坚持军队中领导权是我们的，这是对的”；4.“作风上的问题本质乃群众观点、群众路线问题”。他还检讨自己在入党以后带来三个东西：即“旧军事观点”、“英雄主义”、“恩赐的群众观点”。薄一波后来说彭德怀“在会上也作了实事求是的检查和认真的自我批评”，但彭德怀对错误并“没有做违心的检查”，并且多次表示“承认错误不要哗众取宠”。
华北座谈会并没有让彭德怀吸取教训，最终导致庐山会议彭德怀的悲剧
1945年中共七大期间，彭德怀发言时，就自己在“百团大战”指挥不当，“刚愎自用”等错误做了检讨。但他“承认错误的态度十分勉强，也难说是心悦诚服的”（毛泽东语），所以在七大中央委员选举中，彭德怀所得的票数较低，他的票数仅排在33位，低于建国后十大元帅的另外九位，更低于1943年3月政治局会议后彭德怀在中央的排名，那时他仅次于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任弼时，排在第六位。但毛泽东并没有因为彭德怀的态度不好而影响对他的信任，1945年6月，彭德怀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政治局委员，并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协助毛泽东、朱德指挥对日军进行大反攻（林彪七大排名第六却没有进入政治局）。
1945年7月25日，华北会议结束，中央中央对华北座谈会和会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并未做组织结论，关于百团大战问题，毛泽东建议“暂时不做结论”。这次会议属于在党内高层、小范围内开展的批评与自我批评，是在肯定彭德怀功绩、优点的前提下进行的。彭德怀对自身的错误虽有一定的认识，一定的反省，但总体上认识并不深刻且自我批评略显勉强，尤其是在对待毛泽东的态度上依然是“毛泽东99.9%正确，难道就没有0.1%的错误吗？”华北座谈会没有结论给以后留下了隐患，埋下了祸根。对于参会者而言，这显得是非不清，以讹传讹，对彭德怀而言，是觉得有口难辩，心存委屈。这也是后来导致彭德怀悲剧产生的重要原因之一。
1957年2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在南京视察军事学院后，向中央军委、毛泽东写了一个报告，说刘伯承主持的军事学院教学工作中教条主义相当严重，不突出毛泽东思想和毛主席军事著作。这也为1958年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发动全军范围的反教条主义运动定下了基调，作了理论上、思想上的准备。军内反教条主义开始后，彭德怀直指南京军事学院院长刘伯承:“刘伯承身上有很严重的教条主义，不但影响了南京，连北京也有些吹鼓手、抬轿子的。不要忘了，红军时期，教条主义可是逼死过革命同志的！”“有什么了不起呢？为什么批评不得？老资格更应该受得起批评。”正在青岛养病的刘伯承只得抱病进京接受批判，在军委扩大会议作了深刻检讨，并受到非正常的猛烈批判。最终刘伯承被迫辞去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的职务，萧克、李达、郭天民、李钟奇等一批著名将领被撤职、降职、淡出军界。
1959年的庐山会议上，彭德怀因为对“三面红旗”认识上有分歧，加上他在小组会上发言时说，“华北座谈会x了我四十天娘，现在x20天不行吗？”，流露出对1945年华北座谈会的不满，发泄当年他在华北会议上挨批受屈之气。于是，华北座谈会上对彭德怀的批判又被重新提了起来，“新账”、“老账”一起算。彭德怀被指“是高饶反党联盟事件的继续和发展”；“直接反对毛泽东同志，同时也反对中央政治局常委其他同志，同政治局的绝大多数相对立”；他“同人民解放军的十个元帅中除他自己以外的九个元帅关系都很恶劣，而对于下级的粗暴专横更是达到令人难以忍受的程度”等等。最后，彭德怀在庐山会议上被定为反党集团的头子，罢免了国防部长职务。（在对彭德怀做政治结论的时候，毛泽东说彭德怀这人没什么坏心眼，就是喜欢吊起嘴巴乱说而已，力主保留了彭德怀的政治局委员以及元帅身份。）
造成彭德怀悲剧的原因，一方面是党内的民主制度的不健全，另一方面是彭德怀并没有吸取教训延安整风的教训，他的直言、粗暴和自尊，让他多年以来在党内、军内几乎到了四面树敌的地步，很多人对他有意见。于是，党内会议上多次出现众人“同仇敌忾”猛烈批评彭德怀的场景，最终酿成了彭德怀在庐山会议的悲剧。此后，彭德怀再也没有翻身的机会，这无论对毛泽东、对彭德怀，还是对全党来说，都是一个悲剧。彭德怀晚年说“我失去的机会太多了。我知道，我的毛病就是性子太直，爱讲真话老实话，被小人利用离间了我和毛主席的关系。”看来彭德怀也许是意识到了问题的关键所在。